如果一味要求从民族传统出发，要求一看就像什么，有时反而会束缚往自己的手脚，从而在国际智慧共享中失去很多实惠和份额。

叶先生的意思似乎是“在国际智慧共享中”，客卿应该享有特权，不受约束。有没有不受约束的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姑且不论，我们谈的是建筑；天下有没有不受约束的建筑？我看绝对没有！我看，为了促进东西建筑文化整合，我们还该加上一条：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建筑活动，必须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到“全球视野”成为共识时，还该推广：凡从事国际建筑活动的建筑师，不论该活动是否与中国有关，都该对中国建筑文化有所了解，否则这些建筑师就不具备全球视野，就有知识缺陷，就不够格参与国际建筑活动。

但愿我们不必再为中国建筑争取生存权而呻吟，努力保护遗产，继承传统，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顺利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为整合交融世界建筑体系作贡献。

后记

1998年7月30日《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发表了叶廷芳先生一篇文章《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设计竞赛作了一番讨论，令我们建筑师同行乐于拜读，也乐于清益。为此，我写了一篇《从中国走向世界——关于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设计与叶廷芳先生商榷》，投寄《光明日报》，但未蒙发表。后来改投《中国市容报》，蒙该报于1998年11月4日发表在第4版副刊，同时附载了叶先生的原文以资比照。《中国市容报》为争鸣双方提供了对等机会，令我感动。嗣后又承《重庆建筑》杂志厚爱，转载鄙文（见该刊1999.1,P72~75）。

2006年9月7日《光明日报•讲坛副刊》第6~7版发表了叶先生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基本上重申了他在《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一文的见解而议论更为详尽。叶先生又对我惠示了他的原文全稿，希望我能参与商榷，盛意可感。我在网上查知，叶先生不止在一个场合发表他的这番高见，报导的版本也层见叠出，还有《新华文摘》在2006年第23期摘要发表，这篇文章当然影响深远。至今未见建筑界回应，想必都在郑重思考之中。由于我已在前次与叶先生商榷，故尔不辞冒昧，再度撰文，以资请益。

我与叶先生曾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1993南昌，2002杭州）两次见面，深受叶先生“恂恂如”君子之风感染，推许叶先生为建筑师的挚友、益友、诤友，我们之间的讨论，必定友好，真诚，互感愉快。若有未逮，敬希叶先生和读者匡正。

张良皋 2006.12.30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

（转自：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6&id=335721435）

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观念，与大时代的步伐保持一致。增强创造意识，我们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创造出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的建筑艺术品。

其次，美是流动的，任何一种美的形态其能量是随着时间而消耗的，因此，在审美领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美学法则和规范，那种把艺术风格和形式定于一尊的做法和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艺术的发展是无限的，艺术的方法也是无穷的，因此艺术创作（自然包括建筑设计）已经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多样性，并且形成相互并存的格局。这意味着艺术家（建筑师）已进入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彼此尊重成为他们基本的处世哲学，那种互相诋毁、互相否定的态度已经不合时宜了。

金玉良言，故尔全引，但须加注。诚然，艺术发展无限，艺术方法无穷，但建筑设计却是“有度”的。建筑师必须在接受约束的条件下“各显神通”。“走向多样性”、“互相并存”就是约束，前提就是承认对方的存在，在建筑，就是不容冲犯，显出的神通是与环境相得益彰，而不是“孤雁出头”（借用风水家术语）。“彼此尊重”不仅是建筑师们的处世哲学，也是他们作设计的造型哲学。任一建筑环境都是一台戏，不容害群之马只顾自己“抢戏”而使全台砸锅。叶先生认为“艺术家……彼此尊重成为他们的处世哲学”，未免过于乐观，“互相诋毁，互相否定”，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对他人、对古典、对传统……动不动“全盘颠复”，已成洋艺术家的口头禅，我们不能不防。

叶先生告诫艺术家“以重复为耻”，要“追求独创”，“要求每次创作都是一次新的焰火！”真正鼓舞人心，可惜在建筑界办不到——在其他艺术门类也未必全然办得到。何况有时“重复”竟是美的源泉。这里我们只说建筑，赖特大师把他的住宅设计理念或许重复了一千次，博塔一直在推行他的一明两暗三开间住宅，不过他们都是变了花样（行家称为Different repeatition）人们不易觉察而已。他们对美国或欧洲生活方式的解读精到，受美国人、欧洲人的欢迎，不重复倒会令人失望。2002年，我在洛杉矶市中心区观光，女主人Sylvia Wallis建筑师热情陪同，看到一处据说是歌剧院在建工程，我说这建筑好像在学盖里（Gehry），女主人笑了：“就是他！”再走不远，看见一簇精光锃亮的玻璃圆筒，我说这建筑好像在学波特曼（Portman），她又笑了：“正是他！”这使我感悟：市场经济，卖出了品牌，不重复自己就没人要。我再扩大范围思考，众多大牌洋建筑师独创能力都有限，只有一手本事，只能推销这一手本事，只能就这一手本事拼命吹嘘，从广告语言升格为“流派学说”，我们应当理解，却不宜轻信。在我们为创办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而四出求经时，问童隽先生，我们当如何对待流派，童先生出语直率：“有饭吃的建筑师都不搞流派，没饭吃的才搞流派”。我冒昧追问：“您自己不是写过一本《新建筑与流派》吗？”童先生正色道：“那有什么意思！”照我日后感悟，童先生的话“洞穿七札”。建筑师这一行确有一股“主流”，手头有干货，所以有饭吃，不须宣传自己，不称“派”，所以没有“主流派”。搞流派的大底是偏才。罗杰斯只有一手本事，蓬皮杜中心一旦得售，他的技术就凝固，到处贩卖他的“炼油厂建筑”，自称或被称“高技派”。到中国来表演广州歌剧院“沙漠双砾”的哈迪德，到处卖石头。她为中国人熟知的代表作是香港山顶俱乐部，但肯定不是第一例的“页岩建筑”，我1996年路过伦敦看见一次泰晤士河廊桥竞赛，哈迪德出手的就是页岩。她1994年所作维也纳Spittelau高架桥也是页岩。别看她的“双砾”不同于页岩，那“创意”有人举报还是从波士顿市政广场抄来的，她自封或被尊为“解构派”的代表。这些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建筑百花园中不能缺少昙花，他们就是。

叶先生下面一席话令人喜忧参半。他说：“现代艺术家都把创新视为艺术的生命，并认为创新需要大量的实验和巨量的付出。”我们都懂：“创新是艺术生命；创新要付出代价”。叶先生显然是为建筑师呼唤社会支持。

我们当然要感谢叶先生的盛意。如果建筑用的是“集成创新”，用成熟的技术，则实验及其付出是很有限的，几乎是无风险的。若是非理性的创新，那就该三思而后行。我恰恰看过两处奥运场馆，一处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一处是2000年澳洲奥运。前者刻意求新，冒巨大风险，结果失败，使蒙特利尔市负上巨额债务，据说要50年才能还清。后者十分理性，用的全是成熟技术，很现代，很绿色……平安顺利，皆大欢喜。中国当局对建筑师表现了与叶先生相似的盛意，但按近年中国情况，中国建筑师并未受到多少嘉惠，而外国建筑师倒多数十足兑现。他们在中国大做试验，要中国大量付出，中国建筑师只能干作看客，对叶先生的高见投赞成票或反对票都毫无意义。叶先生接下去：“换句话说，想要一件成功作品的诞生，就必须容忍上百件平庸作品的出现。”这上百件平庸作品，不知是否即上文所说的“大量的实验”和“巨大的付出”。这在建筑界是从来未有的事。一个建筑师如果要出一件成功作品，须某某方（叶先生未说出主语，我们或许该填个空：“某冤大头”）容忍上百件平庸作品的出现（这“出现”在建筑界通常意味“建成”），这位建筑师还能混饭吃么？有如此度量的冤大头恐怕在全世界也难找。一位作家写一百本平庸作品，了不起费一吨稿纸；一位画家画一百张平庸作品，了不起费一吨颜料；一百件平庸建筑作品所耗建材当以若干万吨计，这“付出”是否太大了些呢？叶先生不妨为建筑师如此仗义执言，建筑师们自己却未免难于启齿。

叶先生说：“那种对于别人的创新尝试格格不入的人，至少说明他尚未进入艺术的现代语境。”鄙意以为，超民族、超地域的建筑现代语境尚属言之过早。我曾在一篇关于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设计与叶廷芳先生商榷的文章（《从中国走向世界》，载《重庆建筑》1999.1，P72-75）中说到：“中国建筑师只应当也只可能用中国话做中国梦，正像贝聿铭先生精通美国话，也免不了用中国话做法国梦（指卢浮宫门庭在金字塔玻璃罩下是一座中国下沉式窑洞）”。君不见，那英国公民扎哈•哈迪德女士理当精通英国话，她对广州歌剧院的“创意”（如果不是抄袭的话）难道不是用阿拉伯话做中国梦么？我到过阿拉伯地区，知道那里多沙漠、砾石。哈迪德是阿拉伯裔，三句不离本乡，也许把她认为最美好的景观献给中国，但对广州并非吉兆——广州何必如此急于沙漠化呢？不同文化有不同语境，不能用陌生的、异乡的语言冒充新的建筑语言。

叶先生的第四点建议是“放眼世界高标”颇接触实际，是全文重点。他说：“各国建筑师都跨疆越界，被邀去他国设计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早已司空见惯，成了国际惯例”云云。不幸，叶先生所举诸例都在欧美国家之间，说纽约世贸中心是日本人设计也不准确，那位“日本人”山崎实是地道美国人，1921年出生于西雅图，不过祖籍日本而已。大牌建筑师跨疆越界搞设计也有跨得更远的，但比较不那么“司空见惯”。叶先生当然知道，欧美之间，文明同源，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大，建筑师们跨疆越界，互相代劳，几乎不成问题。叶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在那些建筑大师云集的国家尤其普遍。”既然大师云集，当然都是建筑强国，自必平等相待。就当今的情态而言，中国建筑师显然处于弱势，我们能有几位国际公认的大师够格到外国去还席呢？“高标”与否，人家说了算，中国建筑师本事再大，也只能“屈死”。

叶先生怕我们委屈，顺便带出一句：“与此同时我国中青年一代建筑师也开始在国外中标”。岂止在国外呢？叶先生没说他们也在国内帮外国建筑师中标。到中国抢滩的外国建筑师，几乎没有例外，都仰仗中国人或华裔洋人鼎力相助。这些外国建筑师的本事都只那么一手，经不起中国人一学。我曾见一次国内设计竞标，参赛作品几乎全是学盖里的“太空合金建筑”，学得那样逼真到位乃至超过盖里本人，盖里见了也要瞠目结舌——他的本事在中国人眼底不过是一学就会的小儿科。据说人们感慨：“当今建筑界，谁狂得过哈迪德？”这话经不起揭老底，照说她在中国人面前狂不起来。“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留在广州的设计师都是华人，四位大陆留学生，一位来自香港，一位来自台湾，他们的敬业精神，对设计的投入，创造能力，特别是造型能力，都是很值得钦佩的。”（《新建筑》2006.4,P44）原来哈迪德在广州的“台”，是靠华人“撑”起来的。“实际上，所有的技术图纸都是珠江院来主导完成的，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主要解决概念和设计效果。”“在剧院的功能方面，珠江院比扎哈•哈迪德事务所更加熟悉，所以由珠江院提出功能布局问题……”（以上引语并见冯江、徐好好《关于珠江边两块石头的对话》《新建筑》2006.4, P42~44），哈迪德在广州做的竟是无本买卖。诚如叶先生所言：“中国人的智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此语在建筑界更真。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是一个年轻的系，我们在北美的校友，处激烈竞争之境，只要愿意继续搞建筑，就不必改行，哪怕许多建筑师事务所纷纷裁员、减薪乃至倒闭，我们的校友在著名建筑师事务所都能担当台柱，有时“杀回”中国帮外国老板抢滩。为哈迪德在广州撑持大局的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院长黄捷，就是我们的校友。更不必论到建筑系老八大家的高才捷足之士。说来话长，中国建筑师为外国人垫脚，也不自现在开始。名震寰宇的赖特大师，到晚年不但江郎才尽，甚至濒于身败名裂。幸而招到中国弟子如笔者的开蒙老师汪坦，特别是汪先生的学长周仪先先生（美国名Linpo）为之撑持，才得转危为安。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局面，恐非中国建筑师们本身微力所能扭转，须得叶廷芳先生这样的高识之士理解、扶植。

叶先生却预先退了一步，他说：

一个国家想要在建筑上为本国或本民族争光，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建筑师一显身手，也不一定要以本民族的传统风格为基准。只要这座成功的建筑物耸立在你的土地上，就显示了你作为业主的慧眼和格调，你和你的祖国就获得了荣誉。

原来叶先生主张不妨请外国人来为我们的业主和祖国获得荣誉，这倒不失为获得荣誉的简易法门，无妨在北京2008奥运会试一试。我们以天价礼聘外国体育高手、世界纪录创造者、奥运金牌获得者……一齐来，代表中国出场，务必囊括全部金牌而后罢，不费吹灰之力，荣誉就全归于我们的业主和祖国。奥运会的游戏规则似乎尚未为这类主张开门，即使允许，我们获得了“荣誉”，这荣归何方？誉于何有？此计似宜缓行。

叶先生说：

如果一味要求从民族传统出发，要求一看就像什么，有时反而会束缚往自己的手脚，而在国际智慧共享中失去很多实惠和份额。

如果我们民族传统是一个有价值的传统，我们要求从这个传统出发，十分自然。我们不要求，别人倒替我们要求了，作出了成绩，应当算是趣事吧？我在澳洲游历到首都堪培拉，那里的使馆区是旅游点。澳洲政府很大方，免费为各使馆提供土地，但要求各国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这也不过分吧？我看埃及，几根傻大黑粗的柱子很能代表埃及，但太原始，不够美观。看希腊，只有我们从希腊学到罗马、文艺复兴、现代……而又到后现代的行家懂——希腊人用了后现代“符号论”的技巧，一般人懂不了。看美国，用了一点“乔治式”，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三层楼高的金属围护栅栏，表明他们树敌太多，日在恐怖之中。看英国，本是澳洲的“宗主国”，却拿不出专属英国的建筑特色，干脆不理，做了一栋现代式。看日本，日本人缩手缩脚，只用了一点据说是日本僧人发明的“利休灰”（带绿的灰色）。他们知道稍一放手，就会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唯独中国使馆，大大方方运用了中国传统，无疑是全使馆区的第一亮点，绝对冠军！我当时与同游旅伴谈论，用了外交辞令：“这座使馆很美，但还不一定是我们第一流建筑师的第一流作品。”现在打听清楚了，这座使馆是佘畯南先生的大作，佘先生当然是我国第一流的建筑师，但我们都知，作中国传统建筑并非佘先生的强项。我们的确可以拿得出比我国驻澳大使馆更美的、出于当代建筑师之手的中国传统建筑。我们应当感谢澳洲政府，他们出了一个很好的题目来考考全世界的建筑师：你们究竟能拿出什么样的货色来公平较量？

叶先生接着举出几个“与国际接轨”的例子：“已建成的上海金茂大厦，在建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国家体育场以及首都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这样一些标志性建筑都实行了国际招标，并都让外国高手们中了标。”我不敢一笔抹煞这些建筑可能有而且应该有的优长，总该货真价实，物有所值嘛！但叶先生说：“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却令我悲从中来：究竟是我们的祖宗不济事，还是我们当代人不争气？怎能容忍这样的“进步”？如果这也算进步，则一切弱小民族都不难取得同样的进步，至少在建筑领域稳操胜券——把建筑设计权拱手让人就得！

恕我一句话管总：这些西洋高手，无一例外，搞的都是“雕塑化的建筑”，这是西洋“五千年一贯制”的建筑传统。西洋老同行劳碌了五千年，并无一人堂堂正正走了这个石匠当家的西洋建筑传统。他们的后代也并不都争气，很多人都“目无余子”，高视阔步开倒车。我们看上世纪出现的现代建筑，还是理性的、有机的，还算得上高级生物；我们请来正在表演的一些高手作品，都在搞“表皮”，以一张无比昂贵的表皮来笼罩一切，看上去都成了单细胞生物。就这么一手本事，我看他们互相见面，交流作品时，也只能相视而笑。他们只能玩弄一点雕塑的美，还未必真美，什么“结构的美、韵律的美、装饰的美”都已被置之脑后，甚至根本玩不转。他们根本不懂叶先生所主张的“诗意的美”——我将它分为“群体之美、空间之美、色彩之美、虚白之美、层次之美、呼应之美、和谐之美”，他们从来没听说。即使他们也多少搞出一点美来，那置之全人类建筑审美因素系列中也只能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建筑传统在全人类建筑史上的地位，外国人未识别出来，中国人更横加鄙薄，这该令我们忿忿不平。

我们邀请外国名家到中国来，如果意在检验中国建筑传统对外国的影响若何，学习他们对一个于他们为异类的文化传统如何解读、如何诠释、如何出手付诸实践，再看效果如何，国人世人观感如何，对世界会产生何等新的影响……则礼请“客卿”之举，于已于人都必有益。但若不加别择，事先承认他们都是“世界高标”，花费大量民脂民膏，为“业主”粉饰“慧眼”和“格调”，就只能出现负面意义。须知叶先生所称“业主”，在今日中国，决非十三亿人民，而只是主事的官僚机构，肯定逃不出一个意中的结果：“建筑的失败总是源于官僚机构对形式的任意干预”（当代权威建筑评论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三联书店2004年3月北京第1版《第三版序》）。这些外国建筑师们似乎都来者不善，对中国建筑传统未怀丝毫敬意，而表现肆无忌惮。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安德鲁说：“我来就是为了割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方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缘”。他的目标就不怀好意。下一句作了一点遮掩，提出了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把别人的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之后，又待如何？他没说，想来不过听其自生自灭，要死早断气而已。库哈斯提出了CCTV大楼的“双拐”方案。此君倒也似乎不怕累，找了一点“理由”，说是“中央电视台有两种人，一种搞工作，一种搞艺术，到空中相会”，（4月2日香港凤凰台介绍）。就凭这点“理由”，要中国人耗资巨亿，建成那一对歪头斜脑的“双拐”，无端悬空挑出75米，声言是为了“挑战地心吸引力”，他不知铁道悬臂桥老早挑出几百米还跑火车，更以为中国人不知地心吸引力是啥。这位大师的“学问”，叫人纳闷他怎能在欧洲混得顺。怪不得有的网友呼吁“建筑慎言理由”，像库哈斯这样的“理由”听多了于神经健康不利。更有趣的是一篇“专家评委”的评语：

专家评委认为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个性，又无排它性，作为一个优美、有力的雕塑形象，它既能代表北京的新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语言表达电视媒体的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结构方案新颖，可实施……
2006.8.1 杭州《都市快报》

如何“不卑”？如何“不亢”？既有鲜明个性，又怎能无排它性？究竟是建筑还是雕塑？优美乎抑怪诞丑陋乎？有力乎抑摇摇欲坠乎？北京新形象该当如何？它怎能“代表”？它用了哪一“句”建筑语言表达了电视媒体的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结构方案“新颖”乎，抑陈旧乎？一旦实施，不幸遭恐怖袭击，会不会轰然一声倒坍，逃不出一个人来？能否有劳众位专家评委，对此文逐句作注，为我辈愚顽指点迷津呢？

扎哈•哈迪德本事似乎更大，她开发了“沙漠砾石”这一产品系列。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决不会有两粒相同的砾石。哈迪德女士有福了，她已经在全世界贩卖“沙漠砾石”。按照叶先生提出的耻于重复自己的艺术要求，哈迪德究竟算不算在重复自己呢？她大概永远不会自觉可耻，她已经拥有永不重复的无尽之源——Zaha品牌（英国人如此恭维她）的沙漠砾石。倒是埃及古人应当难为情，他们为何把沙漠砾石费老劲“建筑”成金字塔，竟未想起直接兜售石头！哈迪德本事虽然大，却只有一手，未必够格奉行叶先生“不重复自己”的信条。从她对“和谐”所发的高论一听，便知她对建筑尚未入门。她说：“和谐？周围都是狗屎也要我和谐？”在我们尚未入建筑之门时，最难理解的就是和谐。待到略知一二，便知和谐是建筑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点，中国学生比西洋学生较具优势。中国建筑历来以和谐为极致，风水术的精义就是不容对天然环境和已成建筑有任何冲犯，后来建筑必须无条件尊重已有建筑和地貌现状，所以整个建筑环境呈现和谐，相沿勿替，做到“可持续发展”。对哈迪德而言，我们还可归因于文化传统不同而为她解嘲。她的老师，老师的老师……都不可能教她这一手，西方的建筑至今仍是放大了的个体雕刻，亨利•摩尔刻两块石头互相呼应已足令他名传一世，哈迪德在广州玩两块石头未必不自摩尔取得灵感因而取得“进步”。不能否认，哈迪德是高智商人物。她的老师教不了的学问，决不妨碍她自家悟出。她对于“和谐”的理解就是一例，请看：

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和谐”的理解上。哈迪德眼中的和谐并非是对建筑对原有城市空间的拷贝或延续，而是在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强烈冲击中寻求到的一种新的空间对比关系的美。（胡赟、余雪薇《无之无化——扎哈•哈迪德与广州歌剧院》《新建筑》2006.4.P47。

话经中文文章转述，可能有所润饰，而我们不妨善意相待，相信她，已经不是前文所举“狗屎论”那样出言不逊，而是有意愿“寻求新的空间对比关系的美”，她说的实际就是风水，当然欠系统，更未说行话，意思却很到位。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西洋稍有成就的流派议论中，值得注意。“闻道有先后”，真理常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出现，风水并非命定为中国人的独得之秘，其中真正的含金量早晚要被人类全部析出。如何使中国建筑文化——包括风水——在人类建筑文化宝库中取得应有的位置，中国人有不容旁委的责任。

叶先生的第五点建议是：“要接受对话时代”。既曰：“对话”，前提当然是“权利”对等；“接受”二字不可轻用，因其隐含“被动”意味。在我们某些方面尚处弱势的情况下，自我保护意识不能全然丧失。至今国际对建筑设计权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国家保护措施，我们无须带头全盘开放。在何种情况、何种条件，何种内容上，开放与否，主权操之在我。要建筑设计搞国际招标，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游戏规则，而且保留一切自主条款。

叶先生是学者，所云“对话”，重点当指学术对话。若依拙见，够格对话的双方当指东亚和西洋，这双方各有独立发展的建筑体系，二者其实早已“对话”多年。建筑之强弱异势，其实与经济、政治、军事……息息相关，中国建筑实际并未取得平起平坐的对话地位，而只能为争取生存权而呻吟。

其实，中国建筑即使争取做到了生存权，并能与西洋建筑平起平坐，也不是世界建筑发展的终点。应该看到，整合中国和西洋建筑为一体，共同发展，才是世界建筑发展的正道。人所共知，西洋建筑始于石材，“墙文化”延续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末叶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革命催生了建筑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承重体系，出现了框架构造，建筑艺术得到自由，因而产生了繁花似锦的现代建筑。中国则自始盛用木材，几乎一步到位，享用框架构造几千年，让建筑艺术很早发挥到极致，明代就已“烂熟”，出现了“无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本当成为职业建筑师的画家、文人……一齐进入园林享受更大的艺术自由。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建筑一直超前。至今，大多数西洋建筑师仍然深陷于“建筑是造型艺术”这一古老的窠臼中不能自拔，真正需要中国建筑为他们补偏救弊。

例证就在眼前，请看：

扎哈•哈迪德事务所设计师的工作方式是先做造型，不画平面，有了造型再来看功能……功能总是能做出来的。（《新建筑》2006.4, P43）

看来，“形式服从功能”的原理已过时，“造型第一！”真正裸露直白、一丝不挂的形式主义。令人诧异，有这样的艺术家，为什么不直接去搞雕塑，偏要弄建筑这劳什子自找麻烦干啥？功能服从造型，凑合造型，即使被“做出来”了，那也必然十分勉强，无适用、经济之可言。造型优先，建筑师对形式取得了绝对自由，一切听命于“个性”、“悟性”、“偶然性”，再凭什么“立意”？如何决定可、否、取、舍……？“功能总是能做出来的”，把握何在？万一哈迪德看中了中国“瘦、透、漏、皱”浑身窟窿的山子石，那里面能包得下一个歌剧院吗？哈迪德当然蠢不到如此地步，她选的是日本人称之为“愚形”的卵石，有“包容性”。这里透露了一个秘密：到中国来的外国高手不约而同搞“表皮”，是为了便于套在不同功能、形状各异的建筑上，正像“高明”的服装师设计万用服装：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交差。这样的“衣服”，博大宽松，是否美观方便姑且不论，首先得浪费布疋。而形式不管功能的建筑，必然浪费空间，必然要乞灵于一些歪主意，被罩住的每一立方厘米空间都要耗费大量能源才能运转。悉尼歌剧院为当代建筑开了一个恶例。由于其造型限制，舞台两侧“台囊”无法建造，布景的贮存迁换一直是大问题。安德鲁的北京国家大剧院蛋壳高度容不下舞台上部“葡萄架”，只好深挖地下空间，高达七层楼，最大构造深度达40米。大家熟知的镜框式舞台本是一个立体十字：中心舞台、前面观众、后面延伸台、左右台囊、天上葡萄架、地下升降台：七大件缺一不可。这一形式，老早就成了舞台的“绝对形式”，任何“改善”都不免枉费心机，自找麻烦，就像一些至今立意要发明“永动机”的志士，通常令人怜悯。但对大牌建筑师而不尊重舞台布局，不论是明知故犯，抑或根本无知，都足以构成盛名之累。
与哈迪德这样的建筑师合作，当然够累，请看介绍文章：

这个配合扎哈•哈迪德的工作，就是用“结构雕塑”，因此给结构设计带来很大的难度。
很多结构工程师判断是违背了结构的原则，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去实现它。（《新建筑》2006.4,P44）

大家一齐发昏。明知违背结构原则，还要尽量实现，这不能无代价，首先要花中国人的冤枉钱。其次，必然留下结构隐患，到处隐藏着“应力集中点”，比垮掉的戴高乐机场多得多，保不定哪一点经不起超荷载就要倒坍。哈迪德的两粒砾石几乎不存在任何几何学的明确性，都像是自由曲面的缝合，任一点的应力分析都将十分复杂，纵使做出结构来，决不会出现叶廷芳先生所主张的“结构的美”。介绍文章又说：

摆脱重力是一条形式的创新之路，当然不能从本质上摆脱，只能是扩展。任何违反自然规律和与之相关的人的心理感受的做法都会产生奇异的效果，个别特例是对整体的丰富……重力的存在从某种角度上说意味着安全感。哈迪德选择了对抗，所以她的建筑能带给人别样的感受。（《新建筑》2006.4,P45~46）。

通篇奇谈，却令我感到在哈迪德的狂妄之外隐着西方整个建筑界的无奈和忧烦：西方建筑，不待日暮，就已途穷，找不到创新之路，不惜出此“摆脱重力”的下策。明知“在本质上”不可能，仍然不惜“违反自然规律”，追求“奇异的效果”。建筑究竟该追求奇异？还是追求美？“个别特例”能够无条件成为“对整体的丰富”吗？如果照哈迪德那样鄙薄和谐，放弃安全感，要“选择对抗”，“个别特例”肯定会成为害群之马，带给人们“别样的感受”肯定是恶性刺激。

善良的人们大多愿意保持一种思维定势：“后来”必定“居上”，而不愿设想光天化日之下会有人拿开倒车作为进步来贩卖，因而听到库哈斯、哈迪德们开口闭口要“挑战地心吸引力”、“突破牛顿体系”“确信建筑就是无重力的，是可以漂浮的……”诸如此类高烧谵语也恬不为怪。其实中国人本当饶有经验，我们曾遭逢把开倒车称为“大跃进”的时代，全民高烧，我们也都卷入其中。后来证明，开倒车在人类历史上是常见现象，某些人到了穷途末路，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开倒车作为“出路”，人们应当以清醒头脑来识破这些倒行逆施。尊重理性相信科学的人都应该奉“形式服从功能”为建筑铁则，问题的正确答案常常是“有限个数”或“有限范围”，所以建筑设计方案应当追求必然性，追求唯一性，追求最佳化，追求“英雄所见略同”——尽管不一定“雷同”。设计竞标之所以常常取决于投票之多数就是防止偶然性，防止个人偏好代替大众同好，防止建筑以开罪某一部分人为代价而取悦另一部分人。建筑之开罪人不同于绘画、音乐、陈列品……人们可以有选择地不看绘画，不听音乐，不摆陈列品……但很难逃脱某一环境。建筑在环境中一旦建成，无异强加，哪怕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这些人也只得忍受煎熬。所以建筑的美常常推崇中性的美，安详的美，和谐的美。别的部类的艺术可以制造丑：文学可以挖苦某人，批评某事，绘画可以搞讽刺画，音乐也可搞谐谑曲，唯独建筑不能制造丑。进了建筑师这一行，都得默认一条行道：永远放弃制造丑的权利。

哈迪德们信奉的是另一种哲学，她说：

任何一个作品，有人说不喜欢的同时，肯定也有人说喜欢。这是我今天依然从事建筑这个行业的动力之一。（《新建筑》2004.4,P47

哈迪德出神入化地悟透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道理，坚信被人说不喜欢的事，哪怕“人神共忿，天地不容”，那另一面也必有人说喜欢。她认准了这一点，再也不怕人说不喜欢，因而“动力”十足。她努力争取制造丑的权利，下定决心开罪一部分说不喜欢的人，而取悦一部分说喜欢的人，这不失为一条秘诀，施之于其他艺术常见奇效，它甚至为人类保全了不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为人类开拓了一片相当广阔的“精神分裂艺术园地”，但施之于建筑则已突破职业道德的底线：怎能不顾反对者的权利，下决心制造眼中钉，来取悦赞成者呢？她这一招在中国之所以特别灵验，是因为在中国颇有倒车时代的受益者依然得势，这些人是不怕开倒车的。畸形建筑在中国的畸形发展，毕竟不利于全人类建筑学术之进步，不值得像叶廷芳先生这样的高识之士赞扬。

现在似乎已经轮到中国建筑师向外国同行进忠告了。他们把建筑当作单纯的造型艺术玩了五千年，以他们的聪明智慧，财力物力，穷搜极讨，早已把可造之型造光了，到今还不力图别开天地，而只陷在造型的老窠臼里挣扎，有人乃至不惜反理性，反科学，大开倒车去找出路，即使找到中国这样巨大的垃圾场来出售垃圾建筑，又能管得几天呢？

(转自: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6&id=335721435)

我们有了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而老百姓的房屋则是一片低矮和灰暗，这种巨大的反差，鲜明地衬托出伟大与渺小的对立。

这种状况必然要在国民的心理上造成负面影响，即压抑感和窒息感。这种压抑感窒息感越严重则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越不能发挥，那么这个国家怎么能强盛呢？

叶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前文曾赞扬北京整体性很强，艺术性很高，主张古代帝王突出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无上至尊，要求在美学上加以表达，并不反对“以大片民居的低矮衬托它的崇高，灰暗衬托它的辉煌”，“要维护皇家建筑的主体地位”。怎么到本节又反其道而言之呢？我以为叶先生前文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全世界的皇家建筑都是如此，即使民主国家象征权威的政府建筑或议会建筑也莫不如此。美国华盛顿的建筑法规就不允许任何建筑高过国会，至今犹然。没听说华盛顿居民感到什么压抑或窒息。

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不难理解：中国的皇帝都是“大”皇帝，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君主都大；统治着最大的国家，最多的人民。中国皇帝的“级别”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君主都高，当然该享用最宏伟的宫殿。有一点也许叶先生不曾想到，说出来叶先生也恐怕一时难于苟同：中国给皇帝所建的宫殿不仅为了恐吓、威懾——或曰压抑、窒息人民，也为了挟制、约束皇帝。这是我们建筑师略施小计，要管管那些天不管地不管的皇帝们：把“皇居”造得尽量宏伟庄严，连皇帝进了大殿也不敢出一口粗气。试想每当皇帝临朝，坐上那硕大无朋的“龙椅”，尽管后有靠背，左右“引枕”（搁手），下有脚踏，看似舒服，从“五鼓”坐到“午正”，受得了吗？哪个皇帝敢在朝廷之上抽烟、跷二郎脚，以致有损“天子威仪呢”？欧洲的君主可以在他们的“大殿”上动手动脚，调戏妇女，在中国为不可思议，再荒滛的天子在殿堂上也要装得正经。别小看这点“表面现象”——谈何容易！我在拙著《匠学七说》中有《建筑师——无言的帝师》一节（该书P226~236）详论此事，请容不赘。

五、关于“墙文化的影响”

叶先生说：

中国的“墙文化”，造成国民心理的单纯防守性，自我封闭性。

说这句话，叶先生并非第一人。早有人指摘中国建筑“封闭”——四合院是“小封闭”，长城是“大封闭”……对这一条，建筑界的同行大多一笑置之。因为大家都懂；世界上哪有不封闭的建筑呢？对建筑下的最朴实也最古典的定义说：Architecture is space enveloped for a reason（建筑是为某种理由封闭的一部分空间）。世界上从来没有无墙建筑，要说有，也只中国有。中国的亭子无墙，不过“亭者，停也”，让人停一停，可住不得。我算得涉足五洲，特别美国跑的地方多，到过不少社区，美国建筑规模大，数量多，但他们并不曾为人类提出比中国四合院更高明的居住模式。中国最封闭的天井式“一颗印”其实是最开放：它让每户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天无穷大，万分之一的天空还是无穷大，不能小看这份“坐井观天”的基本人权。西洋人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用过天井，只知努力在墙上开窗，大家开，就意味大家搞不成，先拉帘子后关窗，开了等于不开。所以才有富豪为了享受他那一份天，高价买下孤岛，自我“封闭”起来。叶先生仿佛也贬斥“单纯防守性”。中国人若有此心理，那也不必贬斥，那表示中国人较早脱离动物界的游戏规则，不搞弱肉强食，不搞屠杀掠夺。中国修长城确实起了保护自己的作用，但长城从来不曾隔绝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市——除非在战时。“防守型”的民族应当受到赞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各国“兵部”现在都称“国防部”，不叫“进攻部”。说中国人“单纯防守”也不尽然，长城驻兵也为了便于出击，惹恼了中国人也会受到惩罚，两汉之攻匈奴，直到“扫穴犁庭”便是一例。中国人不曾利用历史机遇变成“帝国主义”，应当赢得全人类的尊敬。如若不然，中国人也能轻而易举地像摩西领导下的以色列人到处屠城，“按照上帝的旨意，把全城人都杀光，没有留下一个”，全世界单单留下中国人，那也未免乏味。

中国人的确拥有值得自豪的“墙文化”，不过大家习以为常，倒似乎是首先得到外国人的赞赏。在改革开放之初，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系由Rapson教授带领，最先取得访问中国的机会。一位研究生回国著了一本书，题名曰：Wall（“墙”）。他在中国到处看见墙，把空间分成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感到丰富多彩，令他兴奋。佩服中国人如此善用墙这么个简单平常的建筑元素，收到西方人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中国庭园美学之高妙令人赞叹，其秘诀之一就在于善用墙及其化身：绿篱、山石……来分割空间，做到“移步换景”。美国建筑学生能对中国的“墙文化”作正确理解，值得我们中国同行刮目相看。其实叶先生对中国的墙也有赞辞：

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历史证物，它确确凿凿地证明中国人在意志和力量上能做到什么。

叶先生的赞辞似乎是对长城而发，我们希望叶先生能推而广之。

真正把墙用到十分尴尬，不得不奋力杀出一条美学血路的倒是西洋人。由于地中海周边这个西洋文化摇篮生态恶劣，西洋建筑被迫采用砖石，既作围护，又得承重，功能、力学和美学多方面的矛盾很不容易取得折衷，益此必损彼，不知费了多少建筑师的心血，才勉强取得平衡。一套西洋砖石建筑美学，居然弄得楚楚可观。我们对西洋前辈建筑师也该同情、佩服。我们有足够的木材作框架，墙不必承重，取得100%的自由。我们如果在建筑美学上取得了超过西洋的成绩，那是理所当然。隐隐之中，叶先生对西洋之广用砖石有欣羡之意，似乎不觉得他们是被逼上梁山，苦得很；他们做出了成绩，值得称赞，却不必羡慕。中国古人不蠢，他们不曾舍木材而用砖石。且不说建筑美学的成就，光从生态方面说，中国的木构和生土建筑自古易于回归大地，转世投胎多少轮回，不曾遗下大量难于消化的砖石建筑垃圾，也属功德无量。

叶先生说：“我们世世代代被无数的墙团团围住，眼界越来越狭小……盲目排外，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民族往来很少”，云云，这是活天冤枉。中国人从来胸襟宽阔，乐于吸收外来文化，不知接受了多少“胡”、“番”、“洋”的东西。即如建筑，中国在东汉张骞通西域之日，就已派甘英使大秦，观光西方建筑，《汉书》有记。北朝石窟，已见罗马“柱范”，南朝梁陵，也有Doric柱做法，较近的波斯、印度做法，更是大量引进，倒是欧洲人鼠目寸光，直到清朝才搞一点中国园林。明清都有海禁，委实误国，但明代防倭，可以理解；清朝则心怀鬼胎，谁也无法代他们辩护。但清朝也还在圆明园建了西洋楼，足见建筑这一块尚未被封闭得水泄不通。

六、关于“继承传统的误区”

叶先生说：

传统是必须继承的，怎么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呢？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物质条件很简单，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我们今天在更优越的条件下，还只知去重复它们，那确实是太“没有出息”了！

叶先生的主旨是“必须继承”，但“不许重复”。这个口号在敝同行中也算“耳熟能详”，但，共同的感觉是，这太难。继承与重复，据愚见，简直无法划断。愚见若容说得更“愚”一点，继承就是重复。了不起，在艺术和建筑领域，重复的手段有高下之别，文野之别，精粗之别而已，而重复是前提。我们的理论家，不似鄙人之“愚不可及”，可能比鄙人说得精巧，说得活络，说得更费解，更玄乎。但若要把道理说通，这个“底”非“透”不可。叶先生既然已经肯定“历史的延续性”，我们不妨用“延续性”更鲜明的生命打比。我们一旦拥有生命，我们就要无休止地重复心跳、呼吸、新陈代谢……谁要不屑于这类“重复”，谁就要中止生命的“延续性”，谁就是“找死”。

叶先生列举了近年中国建筑界的三大“误区”，鄙见以为，都有可议。

叶先生批评“继承成为对前人的形式和风格的单纯模仿和重复”，恕我唱点反调：经不起模仿，不值得重复的艺术，其艺术性=0。即使是“单纯模仿和重复”也不宜一棍子打死。洛阳唐三彩，明明是单纯模仿和重复，只要做到逼真到位，人们还是乐于收藏、赏玩，并不计较其为“真品”抑“赝品”，而承认其为艺术品。

模仿和被模仿，重复和被重复，谈何容易？不产生艺术的共鸣，就不会产生模仿和重复。Mona Lisa是艺术，不知经过多少画家临摹，临摹品也是艺术品。《兰亭集序》是艺术，更不知经过多少万人临摹过，“兰亭八柱”是“唐临晋帖，仅下真迹一等”，同样是国宝。市场上卖天价的所谓“创新”的现代艺术，究竟曾有几个人去临摹，大大值得研究。光是卖得好价钱，不一定是真艺术，市场有本事“炒”出天价。

叶先生说：“近20年来，古建符号胡拼乱贴，大量仿古建筑的出现就是有力的说明。”“胡拼乱贴”当然不好，但幸叶先生守住了分寸——没有断然一口反对所有拼贴——叶先生大概深知拼贴乃是西方文艺复兴建筑的基本手段，没有一栋文艺复兴建筑不是古建符号的拼贴——Pastiche，或曰“集锦”，换成当代更“科学”的表述，就是“集成创新”。叶先生提醒了我们，呼唤现代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是当务之急。说仿古建筑大量出现有点含糊，仿中国之古者早已不是大量出现，仿洋人之古者倒是铺天盖地，这种畸形狂热，真值得叶先生拍案而起，无情抨击。叶先生对北京“变成一个充斥着各种建筑式样的大杂烩”表示愤慨，我为叶先生鼓掌，但“大杂烩”之形成显然不是传统的过错。

叶先生说的第二点是：“继承”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尤其抗拒“反传统”的要求和努力。叶先生以为继承与革新势不两立，我却以为本当并行不悖，各行其是。如果“革新”经不起继承的抵挡，那“革新”就是“银样蜡枪头”，要它何用？我不知“抗拒反传统”是否至今仍是一条罪状——文革中曾经是。大家，包括文革中提出“反传统”口号的人，都明明知道，中国传统，既有糟粕，也有精华，怎能一锅煮，全部反掉呢？

叶先生举出西班牙的几位反传统的猛士，他们的千秋功罪如何评说，我不敢妄议。我愿加举一位美国老建筑师菲利浦•约翰逊。他古典功力深厚老到，设计都是高水平，但最后搞了个AT&T大楼，不伦不类，说是为了创新，我也里里外外看过，实在乏善可陈。这座建筑在纽约曼哈顿区域为另类，引起巨大争议。一位吹捧这座建筑的评论家遭到质疑，评论家妙语惊人：光是引起争议，使这座建筑一举成名，这就是巨大的无形资产，云云。一语道破天机，这种“创新”不是为了艺术。也有正直的评论家为约翰逊惋惜：为了阿附时尚，不惜作践一世英名，为了赶个浪头，沦为建筑界的“脱星”，实在不值。叶先生称颂“反传统是艺术革新的推进器”，“反传统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思维”，都宜再思。艺术革命应另有动力，怎能依靠“反传统”来推进？叶先生的说法很像是“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一类无理可喻的口号之翻版。“反传统”明明是一种含义模糊的破坏性思维，哪里看得出“积极”“创造”？盲目“反传统”之廉价、无赖，决不亚于盲目“继承传统”，其破坏性更远非盲目“继承传统”可比。盲目继承，至少也顺便留下了精华，盲目反，就一古脑全玩完！

叶先生的第三点说的是“继承传统的实质是学习前人的创造精神”。这句话似有语病。实质是实质，精神是精神，怎么转瞬之间，实质就变成了精神呢？我们说“实质”，总要看得见，摸得着。如果“眼空无物”，只剩下精神，还强说“继承”，岂非空话？叶先生说：“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即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叶先生把“不重复”搞成了“教义”，神圣化了。其实呼喊“不重复前人”常常是本事不够，“不重复他人”常常是不知好歹，“不重复自己”常常是没有什么值得重复的货色。我不知凡高算不算具有现代意识的画家。我多跑了一些博物馆、美术馆，便知他一辈子只画几株向日葵，不断地重复自己。我也不知亨利•摩尔（Henry Moore）算不算具有现代意识的雕塑家，待我到加拿大多伦多美术馆为他开设的专门陈列室，才知他一辈子只设计了一对中国守门石狮子的变种。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照说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建筑师了，一生设计了一千座以上的住宅，可是经不起一位可恶的德国教授（Jurgen Joedicke）的泡泡图分析，实际只有一种，见冯纪忠、杨公侠译：《建筑设计方法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P34-35。马里奥•博塔在欧洲很“铳”，不才如余，仔细看了介绍他的文章，他的众多住宅作品，其实也只有一种，即中国的一明两暗三开间，不过是“变种”而已。可见重复并不仅是叶先生所说的“匠人习性”。这些重复，无伤大雅，不必忌讳。倒是“不重复”，其实易如反掌，搞点“见所未见”就得，但并不保证就成为其为艺术。我们曾花重价，请了一位洋“现代画家”来北京表演当众作“画”，他的助手在一张大画布上敷满胶油，他拧出一把大提琴出来坐在画布旁边装模作样“沉吟”良久，突然起身把大提琴在画布上摔破，让碎片粘满整张画布，“画”就算完成了。这张“画”，任谁想“重复”也不行，连他自己也决不可能“画”出第二张来。他即使跑遍全世界，也决不敢在同一地方表演第二次，“不重复”到了极端，算“艺术”乎？

叶先生在本书之末提出了一条口号：“艺术贵在原创，而原创都是一次性的”。这一条对其他艺术部类可信度和可行度如何，姑容缓议；对建筑却可肯定十分危险。建筑决不是一次性消费品，所以建筑师宁可忍痛割舍原创，哪怕建筑师也珍惜原创，但只要那原创是“一次性”，就非建筑所需。按照建筑本性，必须追求永恒，这是铁则！凭常识，我们都知建筑的寿命通常比人的寿命长，决不是一把牙刷，一双皮鞋，用过就扔。人们与他的家，具体就是房屋建筑，必须朝夕相处，其亲密度无异于父母、妻子、儿女。万般无奈搬个家，比离一次婚更恼火。没见新潮人物天天搬家，除非他在旅游途中。建筑聚合成环境，不仅是生活容器，而且是感情依托，历史载体。在环境中的建筑是“公器”，必须是“中性”，必须为公众所接受，在某些条件下容许取悦某一部分人，但绝不能下决心开罪任何人，更不能以建筑师一人一时的好恶强加于人。人们对不喜欢的画可以不看，不愿见的雕塑可以不摆，不爱听的音乐可以关掉收音机，唯独建筑，一旦建立，相比于人的寿命，几乎是永远存在，你不爱看也得看。不是每个人都有古罗马皇帝尼禄那样的狠气，把他所不爱看的罗马城一火烧光。世间有几个大人物能“一次性”地“消费”一座城市呢？所以建筑作为一门艺术，必须追求永恒，让众多的人，在很长时间，都能享受建筑师所提供的美好环境。即使是文艺作品，搞“一次性”也是昂贵的：歌只能唱一遍，画只能挂一天，戏只能演一场……都不够永恒，不够格进入传统。我们今后的文艺界如果都热衷于搞“一次性”，恕我杞人忧天，文艺界就必然要变成寸草不生的沙漠。

转自:(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6&id=335721435)